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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虹电视机色彩偏红

发布时间:2022年06月23日    点击:[0]人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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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三十年的父母,在今年迎来了第三次离婚。在漫长的婚姻拉扯中,母亲向外扩展,终于打拼出好的事业;父亲向内退回,补偿着对家庭的付出。这一段充满努力的婚姻之旅,始终没能走向幸福。

第三次离婚

母亲罗芬第一次尝试着不再挽救她的婚姻。

两个月前,她从外地出差回家,几乎在钥匙转动、门锁打开的同时,在餐桌上看电脑的父亲,“啪”地一下扣上了屏幕。陈实,你在看什么?她语气严厉地问道。没什么,父亲慌忙回应。

等到端午节清晨,她走出主卧,去次卧叫父亲起床。一进门,又看见他眼神躲闪,迅速将手机塞进被窝。她再也无法自我宽慰了。她上前,试图抢走枕头下的手机,却被他紧紧抓住。她大声斥道:“陈实我给你个机会,你如果松手,我可以选择不看。如果我松了,你没松,这件事就没完。”她说完,再一使力,手机没动。

父亲没说话,也没有松手。

从市区开回县城的一个半小时车程里,他们什么都没说。到县里,母亲去帮外婆煮饭。她看见父亲走进客厅,坐在姨妈的躺椅上,翘着脚看手机,“像个老爷爷一样”。午饭后返程,刚到家,父亲便要出门,说约了朋友打麻将。

愤怒和悲哀一齐涌上心头。母亲早就知道,差不多有16年,父亲一直和不同女人关系暧昧。可是,就在她眼皮底下,他为什么都没有一点愧疚?他怎么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?她开始收拾衣物,放进行李箱。她要立刻离开,不管去哪。

2021年6月15日,母亲罗芬离开了家,穿着她惯常的那件黑色真丝连衣裙,提着行李。这天晚上,父亲打完麻将,发信息问她,在哪?母亲感觉恶心,将他的微信、电话全都拉黑。父亲又发信息给母亲最好的朋友:我老婆在你们家吃饭吗?朋友回复,没有。

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,父亲才感到一些心虚。他发信息给朋友:“你叫她回来,我今后更加注意就是了。拜托了。”末尾加上抱拳和哭泣的表情。过阵子,朋友才回复:“她怕是不得回来了喔。她说她要为自己而活了。”“我不相信,也不理解。”父亲说。

离家两周后,母亲与父亲见面对质,终于弄清了真实状况:端午那天,他是和一个“按摩女”在聊天。母亲越问,父亲说得越多,直到说出:“我跟她确实交往过。”

父亲头一回亲口承认出轨。多年来,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。但她难以接受的是,这些女人与自己阶层差异巨大,形象迥异,父亲却与她们产生了情感——且不止一个。“按摩店的、做服务员的……三教九流各种花色不一。”她说得极快,生怕这些词语在口中多留。母亲决心离婚。

这是两人的第三次离婚。此前,她与父亲已经离过两次婚。

父亲陈实在我七岁时第一次出轨,当时是2005年,父亲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性。母亲提了离婚。两年后,父亲回头,为了给我完整的家庭,母亲选择复婚。不久,单位开始分房,为了分配到两套住房指标,他们又办了一次离婚,没办复婚。“只是一张证件而已。”母亲曾这样想——只要有感情,证件上的状态并不重要。

接下来的16年,他们用了各种方式试图抢救婚姻。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,但维徐离婚状态。感情的冲击让母亲立志创业,并取得成功,成为父亲曾偏爱的那种事业女性。犯错被谅解,回归家庭的父亲也做饭洗碗,尽力补偿对家庭的付出。分合之间,他们的婚姻不断调适,在进与退中回环往复。

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。随着我长大,父母两人接近晚年,抢救这段婚姻的意义也在逐渐消失。当新的冲突的出现,母亲觉得可以放手。

离家后,母亲搬回老城区的房子住,用清除异味的喷剂在屋里上下喷了喷,抓了两天的老鼠,做了三天的清洁,将客厅的电视搬到卧室里去,又在下面垫上两本字典。安顿好后,她打听父亲的消息,得知他依然在家:看电视、打麻将。只是没了她的车,他要每天坐一小时零五分的公交去上班。

刚开始,父亲想,母亲过几天就会回来的。失去母亲消息三周后,他开始感觉恐慌。他想不通:30年来,自己正在越变越好,为何在母亲眼里却是越来越糟,“直至十恶不赦”。“以前的我就是现在的我。怎么现在的我就成了她的累赘,成了混蛋了?”他拜托我将这话转述给母亲。母亲听后,紧紧皱着眉头,“相当于我包容了三十年了。他问我现在为什么不包容了:我包累了,可以不?”

这一次,换到了父亲来挽回母亲,挽救婚姻了。

幸福转折

母亲离家出走后,三人家庭群中,父亲陈实开始上演独角戏。

他将厨房的橱柜全部打开,用抹布擦净,扔掉杂物,发上前后对比图,配文“由乱而治”,“生虫的,过期的,包括米,都清除了哈”。他又买了捕蚊器,换了浴室的水龙头,洗了所有卧室的床单、被套,平平整整地晾在天台,“被子晾楼顶了,记得回来收一下哈”。

图 | 父亲发在家庭群中的照片

在消息的末尾,是咧嘴笑、拥抱的表情,并@母亲。母亲从不回复。父亲又用保温桶装上炖好的鸡汤、炒好的饭菜,提到老房送给她。“青椒炒肉,炖鸡,哈哈,瘦的她吃,肥的我吃。”在群中,一如既往地自言自语。

一小时车程后,他到了和母亲结婚十三年后,我上小学时搬进的那一套两居老房。我们曾在那里住到我上大学。这几年,每当父亲和母亲吵架,母亲就会搬到这里来住。他将饭菜放在脚边,敲了敲门,没有回应。他窸窸窣窣地摸出一串钥匙,挑出一把,插进锁中,转不动。

他进不去这套老房子了。这一次,母亲把房子的门锁换了。

刻意地放低姿态,甚至有些委屈求全,父亲在争取婚姻不破裂。在30余年的婚姻关系中,他现在无疑处于最低点。可这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

老房子是我六岁时,他攒钱买下的第二套房改房。再往前五年,他买了第一套二居室,面积60.28平。那年搬家的时候,他看见自己买的茶几、书柜、电视,像一条河流,从16平的研究院宿舍中鱼贯而出,装满一车,流转进那套来之不易的新房。

“那是幸福的时代,一切都在变好。”父亲说。两人的婚恋就是在这样的甜美里开头的。

当时父亲在研究院里工作。1990年,闷热的夏天的中午,他坐在一间两人办公室,看见23岁的母亲推门而入,“短发、长裙,青春靓丽”。27岁的父亲看着她,感到一种“亲切感”。他立马站起身来,说,啊呀,欢迎欢迎。

他带母亲去食堂打饭,装很大一碗。母亲吃不完,又不好意思不吃。他帮她采买“铺盖、罩子、桶碗、洗脸帕”,又帮她搬进宿舍:旅社中一个12平的单间。那时,“单位很穷,整个社会都很穷”。他还记得旅社是防空洞改的,洞是抗美援朝时挖的。

他从办公室门口接到母亲,便一直接回了家。他们恋爱,从旅社搬出,从一个单间搬到另一个单间。那时,相较母亲,父亲的年龄更大,职称更高,工资更高。他们在90年代初期买了自行车。蓄着中发、穿着链条西裤、带蛤蟆镜的父亲,常载着穿白色连衣裙的母亲,四处兜风、看电影。1991年,父亲的工资升到每月100块,同期的大学副教授或机关处长,月薪是140元。

回忆旧时光,母亲看向父亲的目光都些微微的仰视。他是婚姻和家庭里的主导者。职称达到三级研究员(相当于大学教授级别)的父亲,在老单位仍算得上“有头有脸”。那时的年轻人,正流行起一种“在贫穷中摆阔气”的心态。在家里,父亲找大哥借了2000块,买了21英寸的长虹电视,又买了茶几、书柜。他们在1991年5月8日办理结婚,12月20日办了婚礼。

母亲还记得,父亲是第一个买回8000块海尔空调的研究员,我们是第一个拥有电瓶的家庭,“谁家没电了,都要到我们这来借。”后来,父亲又第一个买上了“网络猫”(路由器)。母亲在端口接上四条网线,从窗户外伸出去,连接到楼里四户朋友的家中。这样,她的每个朋友都能有一个房间得以联网。

90年代的日子如一艘小船,在固定流向的江水中向前,直至触礁。在我出生七年后的2005年,父亲出轨了。

做科研工作的父亲,是个热情、乐观、爱美的老知识分子。2005年前后,市面上正流行一种由“锐意进取的气质型白领”做女主的电视剧。父亲说,当时他与母亲的生活按部就班,“传统、朴实”,而电视剧中展现了另一种“理想”,一种“知识分子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”。

80年代末,农村出身的他从一本大学的硕士毕业,入职了研究院。科研工作者讲究“三出”:出成果、出人才、出论文——父亲认为自己一项不落。30岁出头时,他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被称为专家,当过所长。退休前3年,他数着自己的省级获奖,“超过10项,省里能超过我的不到10个。”

可父亲始终赚不了钱。90年代,院里不少研究所开始市场化改革,有了绩效评估。父亲所里的体制却停滞不前,“做多做少一个样”。他考虑过下海创业,却发现自己性格单纯,难以应对商场。

父亲出轨时,我七岁,读小学一年级。女人住在对面的楼上,红棕色齐耳发,齐刘海,红唇,嘴角一颗黑痣,做着生意,神色间有种母亲没有的精明。她是父母共同的同事,有个常年在外地的丈夫,还有个上初中的女儿。

最开始,女人是叫父亲去她家修灯泡,电话直接打到家里的座机。后来,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。“陈哥陈哥,来看看我们家装修怎么样。”那天,母亲就在家里,父亲出了门,快到12点还没回来。母亲打了几个电话,没接,她又发去一条信息:五分钟,你再不回来,脱不了干系。

12点,父亲回家了。紧随而来的,还有女人打到家里的电话。母亲接起来,听见她语气高傲:我找陈实。母亲冲出房间,爬上对面的楼就给了她两耳光。女人说,父亲跟她发生了关系,要对她负责,否则就去公司找他麻烦。

父亲承认,这次出轨是“疯狂的行为”,并非是和母亲的生活不好。但“当你遇到一个更加理想的、做梦都希望的模式的时候,你就会去努力一下,九头牛都拉不住”。在一起后,父亲才发现,女人私下里刻薄、自私,只有对外才展现出电视剧中那种温婉睿智的白领气质。他的“理想”破灭了。与此同时,父亲的出轨,也让母亲的幸福如悬崖上脱轨的火车般突然坠落,掉进一场被动的、无从抵抗的噩梦。

离婚后,大学的前男友找到母亲复合,母亲答应了,却仍然忘不了父亲。一次,母亲买了电视,父亲来帮忙安装。前男友下班回来,看到父亲在家。魁梧的男人抓住高瘦的父亲,衣领一提,把他摔到地上就打。母亲尖叫起来。外婆在房间,看见父亲高挺的鼻梁下,鲜血汩汩流出。

母亲提出和前男友分手。男人拿走她3万积蓄,出门没走多远,又提着一把菜刀回来,手指淌血。“你拿菜刀把我砍了,大家死成一路算了!”男人吼道。外婆惊恐,把母亲连拖带拽拉到走道上。院里的邻居从三楼跑下来,问母亲,这是你耍的朋友?母亲不说话,只是哭。

外婆跑去找父亲,说母亲的情况。那天,她看见父亲的眼泪一直在淌。外婆开始去庙里烧香。和尚说,你女儿命苦,你需要每天念1200个阿弥陀佛,才能解其厄运。从那天起,外婆从早到晚念,从起床到傍晚,一直念到睡着。

修复生活

冲突的结果是父亲回归家庭。“‘既然我接受了你回来,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是一起面对’,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到。”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母亲,眼神低垂,“毕竟不是你妈和我没感情,而是我的问题,出现这个伤害。”

回家后,父亲从婚姻建立之初的主导者,转变为有道德污点的负罪者。他的家庭地位彻底发生了改变。

想到父亲曾追逐的那种“事业型”女性,母亲开始愈发努力地工作。她去山上跑外业,脱下靴子,腿上全是蚂蟥叮过的血迹。在研究院里十几人的调研团队中,她常是唯一的女性,被人夸奖“吃苦、耐劳、学得快”。

从我小学记事起,母亲给我的印象便是:强势、优秀。高中,她是学校的理科状元。外婆六个儿女中,她是唯一一个走出县城,考去北京上大学的。

2014年,母亲创业成功,公司开张。她为自己装修出一间“总裁办公室”,一个半透明的隔间里,有一张深棕色实木办公桌,一把人体工学椅,一个饮水机,一盆发财树。每天,她穿黑色或深蓝的连衣裙,纹着眉,化着淡妆,在这处理接不完的电话。

家里的客厅也似乎变成了“总裁办公室”。早上9点,母亲在这里通话,用适度优美的嗓音,称呼“王总”、“张局”、“林所长”。有时晚上10点,她带人到客厅谈合同。

母亲在业内逐步有了名声,找到她的项目不少。多的时候,她一人主导6个大小不一的项目,在朋友圈写道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、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。

母亲创业的副产品,是我发现自己收到生活费的频率越来越高。最开始每月一次,后来一月三次。我说,我不需要那么多。母亲说,妈妈赚了钱了,给你多些。转眼,我又看见她的朋友圈:“为一日三餐起早贪黑,为柴米油盐风雨兼程”,配图是一张在动车站的照片。近几年,她开始频繁生病,不到一米六的身形越发消瘦。

而教授级别的父亲,身材修长,鼻梁高挺,似乎永远充满活力、处于空闲。下班后,他打麻将,在夜里11点散场后回家。在家中,他戴着框架眼镜,看《大决战》和“大片类”的电影,炒比特币。电视里打打杀杀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。

父亲也无法不感受到母亲的变化。作为专家在外开会时,他常听别人说:你就是罗芬的老公呀?你们罗芬很能干。父亲笑道,确实,我甘拜下风了。父亲知道,母亲克服了自己当年对商场的恐惧,已经在商业世界如鱼得水。

不知何时,我习惯了父母间“女强男弱”的关系设定。他们一起去为我买衣服,最后买下的,都是母亲喜欢的样式:她偏好纯色、深色,有品质的服装。而父亲喜欢的,是色彩丰富、花样繁复的。初中的一天,母亲已走出很远,回头见父亲还停留在一家店前。

“走了,走了,还在干啥子?”母亲大声说道。父亲不说话,拎起一件彩虹条纹连衣裙的衣角,注目观看。“那个不好看!”母亲说。“好嘛。”父亲语气失落,放下裙子,跟上步伐。

“你看你爸给你选的啥子,那个裙子有好花。我们下次不要他来了。”母亲牵着我的手,指着那件连衣裙,又打趣式地指指身旁的父亲。我听着母亲笑,便附和道:“就是,不要他来了。”父亲皱起鼻子,做出一副夸张的委屈表情。

在家里,父亲做早餐。早晨六点到七点,他便起床,穿一条短裤站在厨房里,蒸蛋、热馒头。等我和母亲洗漱完,他便将早餐端上桌,“来,你妈吃这个蒸的最好的,你吃次好的,这个蒸坏了的留给我。”他又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

“嚯哟,你爸好有觉悟。”母亲调笑道。

给我的作业本签字时,母亲签“家长:罗芬”,父亲便在一旁签上“副家长:陈实”。在家长会上,他也主动自我介绍,我是孩子的副家长。我向同班同学夸耀,我爸对我妈真好,什么好的都留给她,是正宗的“耙耳朵”。

图 | 母亲走后,父亲自己给自己的做的早餐

爷爷奶奶去世后,父亲似乎再没在经济上对家庭有丝毫贡献。母亲给家里换了新车、新房,又给县里的外婆买了房,父亲没出一分钱。与此同时,父亲在家中处于弱势,且呈现出自愿、自得其乐的样子。

母亲也这么想,直到父亲的“兴趣爱好”越来越多,开始有点“心不在肝儿上”。后几年,我们一起出门时,步速快的父亲常走在前面,低头看手机,不一会儿就没了人影。“嘿!你爸呢?他又不等我们!”母亲抱怨道。她发现,父亲开始从早到晚研究股票,抱着手机不放手。

我14岁那年,父亲趁母亲出差,把家里银行卡的钱全部转了出来。母亲回来后,他才郑重其事跟她说:“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,我们可能要挣一笔大钱!”他说自己买了国外公司的股权证,马上要上市,会翻很多倍。

“你100%受骗了!”母亲几乎要把唾沫喷到他脸上。“不会的,内部消息。你看,它正在涨。”父亲说。

父亲被骗走10万块钱。母亲后来算,10万,是两人卡上父亲能动的所有钱,是结婚21年来他们的大部分积蓄,“现在一分都没有,全部打了水漂。”

母亲不止一次向他提起这件事,但他从不道歉,只承认自己受骗:“我去投资,投资失败了。我不也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?”

四个小爱好

后来,母亲总结出父亲的“四个小爱好”:麻将、女人、股票、比特币。她逐渐发现,自己排在了父亲的四个爱好之后,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。母亲感觉,自己幸福生活的火车,又开始逐渐失控。

大二时,母亲买了一辆漂亮的黑色SUV。每天早晨八点,她开车,从东边出发,到北边上班。父亲不会开车。母亲发现,父亲变得热衷于请人来搭自己的车。

出发前一小时的早上七点,她便听到父亲给两三个同社区的女同事打电话:妹子,来坐车不?到一号门来,八点半哈。母亲并不抵抗同事们来坐车。但听到父亲捏着嗓子,软糯的一声声“妹子”,她总觉得冒火。

一次,她从北门开回家,遇到自己的三个同事说要乘车。车刚坐满,父亲又带了两个人来,坐不下了。父亲毫不犹豫,带着两位女同事离开,说要一起打车回家。

开车回家的路上,母亲听到车上的同事调侃道:“嘿!你们陈实还可以呢。自己有车不坐,要去打车?”她越听越冒火。

回家后,母亲与父亲吵了一架。“她们找不到路,要你送回去?”她质问。“这有什么?都是同事,你太小气了。大惊小怪了!”父亲反驳。母亲气到说不出话。

又一次,她在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,想先走。父亲不让。争执几句后,他打开车门,砰地关上,甩下一句话:“你有车子了不起!”

2020年,母亲确诊了糖尿病。她感受到父亲对她越来越多的忽视。一次,她说,我出去住院了。父亲竟然没问为什么住院。又一次,她去做冠状动脉造影,医生强调病人24小时不能离人,父亲也听着。晚上,他却直接回家去。

第二天,父亲“美其名曰”陪她输液,输液袋挂上后,他却背对着她,打开电脑,整理照片。母亲睡醒一觉起来,看见药袋早已干瘪,细细的输液管里正回着自己的血。“你给我滚回去,不要在这!”她吼他。

就在端午这周,她出差回来,闻到家里一股糊味。厨房里黑烟滚滚。父亲烧了一锅芋儿烧鸡,开着火,就出去打麻将了。她神情激动,“你爸为了麻将,差点把家里烧了!”

可是,母亲记得,父亲并不是不会照顾人的男性。小时候,他带我们出门爬山,会带几颗新鲜的桃子,用两只洗净的瓷盘对扣起来,再用塑料袋裹紧,放进背包。等爬到山顶,他就取出桃子,用折叠军刀削皮、切块,做出一个果盘,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们。

不久,母亲发现,父亲仍然体贴,只是不再对她。她偶然看见他的淘宝订单,一单应季樱桃,下了六箱,寄给六个不同的女性——她只认识一位,是他们常去那家餐厅的服务员。那次,她没做什么,只冷冷地说,你买了6箱,竟没想到给自己的女儿一箱。

那个夏天,我在学校宿舍,收到了吃不完的樱桃。来自父亲的、熟透的红色水果一箱又一箱地堆到门口,又很快腐败变质。

我开不起你的车

“我配不上她了,”父亲说,“我有时就这样想,如果我配不上她了,那我干脆找个挫一点的,什么知识文化都没有,只要对我好就行。我看我能过得怎样。”

母亲生病后,父亲愈发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。

得知她得糖尿病,他去查资料,咨询医生朋友,成箱地买来保健品。母亲不吃,认为他又受骗了。

一天早晨起来,他煮鸡汤饭,把油都撇开,给她盛去。母亲不满。“你是不是要害我?这么多油。”他坚持:“我问了,身边血糖高的多如牛毛。不是都不能吃,而是要控制。”母亲转头看我,撇嘴:“乱说!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害我?是不是要我死?”

他将饭碗放到自己面前,坐下,再也没说一句话。

父亲说从2005年开始,他再也没产生离开家的想法。外公外婆从家里搬出后,他便主动做家务,“做饭、洗碗,我从来没有二话。”虽然在事业上一塌糊涂,父亲仍然认为,自己在16年里,在家中越来越好,变得越来越成熟、顾家。他没想到,在母亲口中,他却是越变越糟。

2019年,父亲在比特币里投入二十万积蓄,几乎全部亏空。自己买的小币跌到谷底时,他咬咬牙,用信用卡刷了三万块钱,加了最后一仓,再次亏空。

“三万块钱,对于你妈来说只是个零头,对我就是压死骆驼的稻草。”那时,母亲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一百万。她买三万一套的护肤品,扔掉我从淘宝上买的衣服,问我是否需要一块好手表。

那个月,父亲身上只剩下几百块。他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。他买来一个POS机,用两张信用卡,月初从第一张里刷出3万,还第二张。月末再从第二张里刷出,还第一张,持续一年。

父亲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些,“一个觉得不应该,二个觉得对不起,三个觉得伤面子。”父亲在他的领域,的确是一位专家。但多年来,研究所一直没有奖金,月薪仅从1991年的100涨到4000。等所里终于改革,他已接近退休,再也没机会“追上”母亲。

“我有很多成果。可我这辈子比起很多人,永远狗屎不如,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,没有尊严,更不能大富大贵。”父亲说。

图 | 母亲离家后,父亲夜晚十点在群中展示自己加班的场景,配文:人老了,不中用了,已经头昏脑涨了。

今年,父亲几次告诉我:你爸老了,记忆力不行了,想赚钱也赚不了了,远不及你妈优秀。母亲有钱后,他感觉自己过得愈发压抑,活得愈加窝囊。以前,他是爽快、热情的人,在外吃饭,“经常办招待、请客”。这几年结账时,他基本不敢表态。

房子越住越大,父亲感觉自己的小生活却在急剧缩水,变得紧紧巴巴。他感觉母亲赚再多钱,似乎与他没有一点关系。他对所有问题做了总结:“你妈越来越优秀,而我没有同步优秀,这是我最大的错。”

母亲离家前,他曾玩笑式地提过自己的“一个梦想”:买一辆3万块钱的“老头乐”,从社区开到公司去上班。前几年,父亲拿过驾照,但一直开不好车。这些年来,母亲买过两辆车,长途短途,都是她握方向盘。

那天,母亲说,我可以给你买。他说,不,这是我自己的开车梦。母亲又说,我们家有车,可以给你开。他说,我的技术,开不起你的车。

母亲在家时,他总是笑容满面,忙上忙下。母亲离家后,他眉眼低沉,将相似的话反复提起。“我怎么可能不压抑?”“从骨子里面,我是自尊、清高的人。”“我窝囊,不服气,又爱面子。”他越说,语速越快,脸越红,却始终无法直视我。这些滚烫的话语如一壶沸水,在他腹中翻了几滚,沸腾为一团蒸汽,在母亲离开后一泻而出。

一次次投资的失败,让父亲在家庭经济地位上彻底失去了扳回一城的可能。而“人生薄弱的时候”,“灰暗的时候”,他认识了那些“能带来安慰、帮助、慰藉”的按摩女、服务员。

压在他心头的巨石,终于再一次以出轨的方式,掷向了母亲。

复婚

坐实父亲出轨后,母亲已经两周没有回家。想到父亲电话中的“妹子”、那六箱樱桃,还有回血的输液管,她尤其愤怒。

有无数次冲动,她想离开父亲。有时,她想到“他一辈子做的恶心事”,实在忍无可忍,“真的想一脚把他踹出门去。”但真正想到行动,她又不忍心。

图 | 父亲一个人时吃的饭

她在老房做饭时,看到群里父亲发的信息,一个菜吃一周,放馊了的也在吃。她感觉难过。三十年同行,相同的朋友圈,尽管母亲对父亲有诸多不满,但也觉得跟他还有话可说。

更重要的是,“说老实话,我对他还有感情。”她低下头,似乎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。“情”字的尾音在客厅里降落,她的神色柔和下来。

前几天,针对母亲提出的“四个爱好”的控诉,父亲逐一写了长消息,承诺做出改变:删掉异性、少打麻将、不再炒币、尽力赚钱。

他向我展示这些信息。“我都不知道,我是在赎罪,还是在维持什么?”父亲长叹一口气,“我已经不是我了。我已经觉得自己越来越忧郁。”

我想起曾看过的父亲的照片。刚和母亲复合不久的他,去村里科技扶贫。老人们背着孩子来听课,木凳和马扎围绕着他。三十来岁的父亲,穿着挺阔的衬衫,拿着雪白的文件,笑着讲话。而曾经的母亲,并没有那么强大,也不像现在这样步履沉重。

30年的婚姻拉扯中,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心事重重,他们一直试图在婚姻里寻找尊严,获得相比于对方的优势,直到将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竞争关系。他们的日子也从阳光灿烂,坠入一团阴云。

母亲始终过不去的,还有一道坎。“陈实从根上来说,就是一个想过安逸生活,不想奋斗的人。”她语气笃定。突然,又在眉眼中升起一种愤怒:“他不是喜欢比他厉害,有能力的女的吗?我做到了啊,他又不喜欢了!”

7月,我从北京返家,母亲回家短住了几天。每天,父亲都去市场排队,买回水果和卤味。晚上,冰箱里色度不一的肉片堆叠一起,紧邻那些过量的、无人问津的水果。母亲不再吃父亲买回的东西。

第二天,我就要回到北京。这也将是母亲在家的最后一晚。父亲做了一大桌菜。吃完后,母亲说,剩下的都不要了。父亲坚持要留下。母亲不吭声,拿过盘子,倒掉了所有剩菜。晚上,她走回卧室,关上房门。

父亲在石灰色的沙发上坐下,打开电视。他灰色的polo衫和沙发融为一体,身形快要在家中隐去。母亲提出离婚后,这个快60岁的男人,第一次体会到不安全感。这周,外公外婆打电话问父亲。父亲说,罗芬出差了,我们只是拌嘴,“是我对她不好,是我没照顾好她。”

图 | 父亲和母亲1991年在“我心相印亭”的合影,成了父亲回不去的念想。插画:忙忙

收拾客厅时,父亲找出一张照片。这是1991年的秋天,刚登记结婚后,他们在西湖旅行时,留下的第一张合影。两人站在“我心相印亭”的牌匾正下方,和所有二十来岁的情侣一样,穿着半身裙和牛仔裤,紧紧靠在一起。

父亲望着照片,背部佝偻,眼皮耷拉,良久无声。忽然,他想起那张缺席了16年的复婚证,就坐起身来,用一种很深的眼神看我:“我想我现在和你妈,需要的不是离婚,而是结婚。”客厅陷入片刻的沉寂。

一墙之隔,母亲在卧室里转动水龙头,管道呜咽,水漫溢出来,淅淅沥沥地落在地面。


- END -

撰文 | 罗思宇